【古人也不是完全对海洋无动于衷, 上下五千年有种活动是一以贯之从未消亡的——赚小钱钱。
商周时岭南先民在南海与太平洋从事最原始的航海活动，蓝色丝缎由此萌芽；春秋战国，齐国循海岸水行, 生意做到辽东、朝鲜半岛；汉武投笔，千秋万岁的丝绸从路上绵延至海中。
从沿海港口到市舶司，远洋的商队来往不停，但古人“重陆轻海”的观念由来已久, 许多人对海洋的认知仍旧模糊，大多集中在贸易层面。
直至晚清，文人笔墨也多集中在水师、海防和渔权，梁启超接触马汉的《海权论》，发出“国家有是权则兴, 失是权则亡”的呼号后, 又书《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》，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才逐渐被正视。
永乐三年，明成祖遣郑和带着“高大如楼、底尖上阔、可容千人”的宝船出海，加之运粮的“粮船”, 作战的“战船”等，配备当时代超前的技术手段，开始他海上的传奇。
虽然现在大家基本把这认为是和平外交啦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, 和平这玩意是有条件的。
此时的和平与万国来朝看的是郑和背后代表的上邦大国, 等到甲午海战的痛楚后，清廷再放眼海外，能得的也就只有一句“弱国无外交”了。
所以现在人看郑和下西洋是遗憾意味更多，这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，能加深海内外交流、扩大以明廷为主导的朝贡体系、建立华夷政治体系的举措, 也不过持续了二十几年。】
朱元璋听至此处脚下不稳，一个趔趄，被朱棣扶着才站稳身躯。
天幕语焉不详，一副不愿多说的样子，但寥寥几句也能听出，那清廷大约是在甲午海战中被打没了心气。大明在朱棣遣人下西洋时还是巍巍上邦，到清朝异族手里居然已经是无外交权力的弱国了么？
出身于贫农之家的明祖乍闻七下西洋，最开始想起的是建国后他派人去南洋诸国的诏令。当时使者出使为的是教这些小国知道中华已改朝换代，他们臣服的不再是元，而是要做大明的藩臣。
他要的是圣人治天下，端坐受朝贡，但不愿卷入异邦的纷争，内部都没理清楚，要那么多交流做什么。
更何况七下西洋虽能彰显国威，却实在败家——但听到天幕说的许多举措与影响，又想到后人含含混混不欲提起的甲午海战，朱元璋的满腔话头，终究还是被按了下去。
大明是初生的，有日与月照耀的王朝，他作为奠基人本该得意非常。
然后天幕出现了，后世人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诉说他们在未来会遇到的祸患，他本以为朱祁镇这根长歪了的刺被剔除便无事，然后是殉葬，再接着是靖难，是只透露几句的大明皇帝没有经济头脑。
他一边听一边盘算，为后人提出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。殉葬可以废除，经济人才可以寻找和培养，朱祁镇千刀万剐会被写进祖训，靖难也可以阻止，朱允炆不再有机会染指皇权，但海洋却是茫然的蓝色。
建立不世之功的帝王当然善于学习，但有些东西宛若天成，用后人在最初几期还没讲史时说过的话来算，这叫“不会就是不会”。
任他把空中碧波与巨大船队看无数次，也想不通郑和一介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如何摇身一变成了伟大的祖国航海家，无垠海域又和后人口中的海权有何干系。
但他的儿子会知道。
朱元璋侧身看向朱棣，他的视线牢牢固定在那片海上，宝船的风帆扬起，海风从永乐吹到洪武，拂动未来帝王的衣袍。
【每逢明清，必说海禁。老朱的海禁政策在最开始是为了防止方国珍、张士诚残余旧部组成的海盗，兼防倭寇和白银外流，虽然总说朱元璋小农眼光看不到更多，但某种意义上，他这时候的操作也算不上大错。
毕竟大明在刚开始确实腾不开手，被驱赶的蒙人尚在北边，沿海的倭寇也烦人得很，内地的蛮族更是这里闹完那里闹。在边防、海防与内部稳固、国家建设的多重因素下，海外在他们眼中分量实在不够。
但政策要随时局而变，祖宗创业的时候难啊，初创公司正是打根基的时候，到处都是窟窿要补，后代身为上市公司老总却能高坐明堂，在歪果仁从思想到经济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时候一摆就是大几十年。
祖宗的名声和后人是高度绑定的，如果朱元璋早期的很多诏令在后来被改进，高皇帝的名声大约能好上五成。
但大明朝多得是被“祖宗家法”几个字弄锈了脑袋的书生，也多得是性格鲜明但心不在正道上的皇帝，朱元璋这个制定家法的人自然要担起责任。
如果说朱元璋的态度是“海外诸夷多诈，绝其往来”，朱棣的态度就是更外放积极地面对新世界。要么人家有洋名呢，Judy听起来就比八八开放多了。
有论调说朱棣不断派人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踪迹——他逃到海外他寻寻觅觅的剧情太绿江，UP主都不嗑了，但大明文人深以为然。
也有西方论调说郑和的许多行为是侵略性的“原始殖民